“這是本學期最後一堂電腦課。”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社會學研三學生李長江扶了扶黑框眼鏡,抬頭看著臺下,說話簡潔有力。他前面是一群或面容青澀或略顯滄汽車借款桑,但依舊稚氣未脫的年輕人——附近工廠的打工者。
  作為清湖社區學堂的創立者之一,李長江自2011年底以來的每個周末幾乎都到這裡“義務授課”。學堂設在社區的勞務工圖書館開設電設計裝潢腦、英語、演講與口才等公益培訓班。目前,固定“老師”除了北大還有來自中山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高校的16名學生。
  一邊是象牙塔驕子西裝外套,一邊是流水線務工者,這在外界看來屬於兩個世界的群體,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互融和認知。“他們用勞動為城市作貢獻,實際上卻有被城市排斥的感覺,希望志願服務能給當地社區帶來更多元化的生活。”學堂另一創立者唐偉峰如今已和學員打成一片,他們相約到工友家做飯、外出游玩,也會有工友到北大深研院看望他們。
  而剛加入一年多的北大深研院研二學生朱俐,則是學堂女性自我提高班的老師之一。“我們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灌輸給他們,這是一種干涉。”但她希望讓工友們代償跳出目前直觀的生活,站在社會的角度重新審視認識自己。
  “第製冰機維修一次上課很失敗”
  “不知道他們心裡想什麼,學校里的話語體系他們未必能接受和理解”。比如“社會化”概念,必須用通俗的語言或生活化的例子進行說明。
  “也許時機選得不對。”上周六下午的電腦課,剛好趕上富士康為過年放假而調班,很多工友來不了上課。儘管與平時人數最多時的四五十人相比,最後只來了十幾人,但李長江還是如期開課了。
  電腦課是清湖社區學堂最早開設的課程,也是人氣最高的課。不少工友夜班上到周六上午八點,卻仍堅持在九點鐘準時來上課。“他們很想學點什麼,也想有更多個人發展的空間。”李長江說,城市白領可以掏錢上電腦培訓課,但這些打工者根本負擔不起幾千元乃至上萬元的學費,“他們非常珍惜這個機會”。
  這讓李長江等人看到了學堂開設的意義。兩年多前,他們僅僅是希望為外來務工者的業餘生活加點“餐”,想法僅限於放電影、開講座等公益活動。開設電腦班的決定很簡單,因為清湖社區願意無償提供勞務工圖書館的部分電腦和會議室給他們使用。事實上,他們尋找社區合作公益項目的過程並不順利,雖然一再強調是免費服務,但不少社區和工廠都顯得有所顧慮,不願意對外開放。
  “感覺是一拍即合。”唐偉峰說,在聚集著包括富士康在內的多個工業園區,有著數十萬外來務工者的清湖社區里,大多數工友都是20歲以下的青工,社區服務站很支持他們為青工服務。
  李長江已經記不起第一次上課的內容了,只記得講得“挺失敗”,“不知道他們心裡想什麼,學校里的話語體系他們未必能接受和理解”。比如“社會化”的概念,必須用通俗的語言或生活化的例子進行說明。
  即便是教授技能的電腦課,學生志願者也上得很吃力。“畢竟會者不難,難者不會。”李長江說,像菜單、快捷鍵這樣的按鍵,也要耐心地給打工者講解。上課時也是教一步做一步。有的工友自己提前操作,等到不懂了又再問,如此反覆讓他感到很生氣,“有段時間甚至不想上課了”。
  儘管學生志願者初期的課上得並不好,但很多工友還是堅持把課聽完。“他們很給我們面子,如果人都不來上課,我們也沒機會把課上好”。當兩個群體相互磨合後,學生志願者很快就和工友們打成一片,工友不再稱呼他們為老師,而是親切地喊名字。
  “都是年輕人,面對的問題也差不多。只不過他們的工作勞動強度更大,要承受更多的壓力,比我們有更多的焦慮”。唐偉峰覺得和打工者的交流並無隔閡,時常相約到工友家裡做飯、外出游玩,工友們也會到學校看望他們。
  “他們說自己是北大的研究生,其實也沒有什麼證據,我也沒去看他們的學生證。但他們人很好,能夠耐心地輔導我們,我很感激”。前來上電腦課的工友胡長偉並不在乎這些“老師”的身份,平時上不起昂貴的電腦培訓班,如今學堂開班需要有人來上課,他也需要學習電腦技能,“我們都相互需要”。
  “打工者並非外界所想般封閉”
  朱俐發現這些打工者並非外界所想象的那樣封閉狹隘,他們也有自己的想法,有對美好生活的暢想。
  隨著學堂志願者的規模逐漸增加,學堂增設了英語、管理、演講與口才等課程,也採用小沙龍、圓桌會議等形式,讓工友們發表意見,“志願者不涉入、不主導議題”。在這種平等發言的氛圍中,朱俐發現這些打工者並非外界所想象的那樣封閉狹隘,他們也有自己的想法,有對美好生活的暢想,“畢竟有了理想才能付諸行動”。
  上課時,他們發現女性工友的表達能力相對較弱,男女混班也使得一些女工友不好意思表達自己。為此,學堂專門針對女工友開設了女性自我提高班,組織女工友進行瑜伽、廣場舞等活動,也引入了反家暴、反性騷擾、自我生理健康保護等議題。
  剛開始講月經如何形成、期間要註意什麼及如何避孕、如何保持孕期身體健康等知識時,學生志願者和女工友們都會覺得不好意思。但朱俐認為,這些知識對常年在集體宿舍中生活的女工友極為重要。
  讓志願者感到意外的是,很多女工友都願意說出自己被性騷擾的經歷,遇到男同事性騷擾時她們會主動向上級反映。但如果騷擾的人是上級,也只能選擇沉默。女工友來自不同的車間,很難有機會組成團體去維權,但在學堂里,女工們傾訴著自己的經歷,也一起想對策。
  還有女工友回憶起農村重男輕女的現象。在祠堂進行儀式活動時,女性都不能進入。接觸到外面的世界後,女工們認識到男尊女卑並不是正常現象。她們在學堂內傾訴受到的不平等對待經歷,表示日後建立家庭時要有主動性,有獨立的經濟和獨立的精神。
  “女工友的行動力相對不足,很多事情都有意識,但是並沒有積極地想要改變。”在朱俐看來,整個社會對女性的定位也如此,讓大家屈從於社會的規則、男性權力的威嚴是一種社會的禁錮。在女工的成長過程中,也沒有機會和動力去改變自己。
  朱俐希望讓女工們認識到,女性是獨立的存在,有自己特別的價值,能夠自信地去生活和工作。“我們只能儘力告訴她們這樣的事實和價值,但具體怎麼去做是她們自己的選擇。”朱俐認為,倡導男女平等在社會中都是緩慢進行的,雖然學堂不會在實際上對她們的意識改變有多大作用,但志願服務會是整個社會男女關係改變的微小部分。
  事實上,這種微小的改變正在發酵。學堂里有位女工友很喜歡跳舞,為了讓更多人加入舞蹈課,這位平時不善於表達、有點害羞的女工友不得不在公眾場合大聲演說。如今,舞蹈課已成為舞蹈社,隊員已經有五六十人的規模,這位女工友如今能獨當一面了。
  “給打工者傳遞另一個角度的現實”
  朱俐說,他們傳遞的不是哲學層面、知識層面的東西,而是另一個角度看到的現實。
  在清湖社區學堂里的志願服務並不是李長江第一次接觸外來打工者。李長江十幾歲的時候,姐姐就從河南的小村南下東莞,成為工廠流水線里的普工,李長江第一次瞭解到打工者的辛苦。姐姐經常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11、12點,工作時不慎碰到化學品,手上還會起紅疹,工作條件極為惡劣。
  大學畢業後,李長江希望繼續讀研,在東莞的一家工廠做兼職攢學費。他在工廠負責外貿業務,幾乎都待在辦公室,與打工者的接觸極為有限。他感覺這些打工者衣著時髦,業餘生活卻極為單調。勞累過後,往往在上網、打牌、喝酒中度過閑暇。
  “總以為他們沒有什麼自己的想法,大學生和打工者不是一個世界的人。”長期身處校園,讓那時的李長江對外來務工者產生了天然的隔閡,而清湖社區學堂的經歷則讓他對此有了改觀,他在“老師”、“朋友”的角色之外,多了“局外人”的身份去觀察這個群體。
  在李長江看來,社會對外來務工者存在著刻板印象,比如人們認為打工者的素質普遍較差。“其實不能簡單地說哪個群體素質高或低,工業區和寫字樓不一樣,垃圾桶都很難找到,滿地都是垃圾。工業區也沒什麼公共服務,下班後只能上網吧打游戲,在小攤販吃便宜的晚餐,習慣的養成和他們所生活的環境密不可分。”
  一直在城裡長大的唐偉峰則被一位工友的夢想所打動。這位工友的願望是開有機農場,如今辭工去實現夢想了。唐偉峰認為,社會上不乏一些大老闆或小資的人想做有機農場,但他們對土地的感受沒有那麼深。對於這些打工者而言,在環境優美的城市中打工,卻無法享受看起來人人都能享用的公共空間,“他希望通過有機農場重新找回與土地的聯繫”。
  “他們用勞動為城市做貢獻,實際上卻有被城市排斥的感覺。”唐偉峰說,雖然聊天時只會聊生活瑣事,但最後都會把問題歸結為戶籍制度,“沒有戶口就不能在深圳安家,對他們的發展也有限制”,“似乎戶口是個貫穿始終的線索,聊到最後就會發現,這是整個群體都在承受的問題”。
  對於打工者的創業夢,李長江希望給他們潑一點冷水。“很多人有創業、做養殖業的想法,但真正具備這方面知識和能力的人很少”。在李長江看來,更多打工者只是抱著“打工沒前途,不去創業還能幹嘛”的想法,卻沒有意識到創業背後的風險。
  提及這些打工者,朱俐時常會用“底層”、“弱勢群體”等詞語。但她坦言,“社會底層”並非她對這些打工者的價值判斷,而是整個社會對他們的界定,也是一個客觀事實。朱俐曾經接觸了幾位工傷後想維權的工友,“在維護自己的權益方面,他們很多事情需要幫助,也必須看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
  有位工友工作時觸電受傷,智力退化到兩三歲的程度,很難恢覆成一個有自理能力的人。全家傾盡全力照顧他,也希望工廠能承擔責任,但工廠只賠了幾萬塊醫療費就不願意付錢了,並且以勞動合同中顯示的工作地點在鄭州而非深圳為由,避免承擔更多的責任。
  “很多工廠簽合同時,工作地點都是福利標準比較低的地方,然後將工人派到另一個地方工作”。朱俐說,在沒有遇到這些事情前,工友都不會特別在意合同對自己權益的保護。雖然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整個學堂,都很難改變這個群體的境遇。“我們只是盡己所能,讓大家瞭解法律知識和維權的方式,從小事做起”。
  在學堂服務時,朱俐也儘量避免把自己的價值觀灌輸給工友。“沒有絕對的對和錯,我們不會一味地讓他們去反抗,這是一種干涉。”朱俐說,他們傳遞的並不是理想化的東西,“不是哲學層面、知識層面的東西,而是另一個角度看到的現實。”
  “大學生並非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在學堂服務後,朱俐已不再想得與失的問題。曾有三位北大學生放棄了高薪光鮮的工作,長期在富士康為工友服務,這讓朱俐非常觸動。
  如今讀研三的李長江正準備申請讀博,但每周末依然在清湖學堂教課。每屆都有學生因為畢業、工作等問題要退出,和他同一屆的志願者只剩下唐偉峰,畢業後他們是否繼續服務仍是未知數。如何看待學堂志願服務的價值似乎成了學堂持續發展的關鍵。
  “志願者願意來這裡服務,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往往一年半載後很多人就走了,這是普遍現象。”在眾多志願者中,李長江是堅持最久的人之一。“主要是認同自己所做事情的價值吧。”北大教授錢理群曾說過,如今大學培養的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精英意識都很強。但李長江並不這麼看,社會需要有人去關註打工者這個龐大的群體。
  他打了個比方,電腦課對於北大學生的增加值可能是1,但是對這些打工者就是10。“精英的資源很多,但打工者除了需要志願服務,還需要有政府的公共服務,為他們提供更多的社會資源”。“我們都不太有精英意識,平時做調研會接觸不同群體的人。”唐偉峰則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社會做更多事情,成為這個“社會的精英”,而不是高人一等。
  真正在學堂服務後,朱俐已不再想得與失的問題。曾有三位北大學生放棄了高薪光鮮的工作,長期在富士康為工友服務,這讓朱俐非常觸動。她時常會反思自己所做的事情,也漸漸覺得即使是隻影響到一個工友,也是有價值的。
  就在上周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從北京來到深圳清湖社區學堂參觀。在他們眼中,這裡已不僅僅是志願服務基地,而是一個促進社區融合的很好的範例。“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開明,這個學堂是開不起來的。”教授們認為,社會上能夠做這些志願服務的人很多,其中的瓶頸在於當地政府是否能容納這樣的組織,“一些地方政府會擔心服務工人的組織日後會成為不穩定因素”。
  “我們來這裡是抱著服務的態度,而不是功利地去做課題。”朱俐說,否則調研結束後就可以離開。“即便是帶著研究目的前來,一篇學術論文對他們的處境能改變什麼呢?但生活技能和職業技能對他們的生存能力是有幫助的。”李長江說。
  “社區對打工者而言目前仍只是工作和睡覺的地方,希望能搭建打工者之間有交流的平臺,豐富他們的業餘生活。”唐偉峰認為,學堂里的志願服務並不夠,當地的社區工作站或政府應該投入更多資源。“市民中心很漂亮,能否把中心城區的一點點資源投放到關外,讓城市資源的配置更為公平?”
  “希望北京大學所倡導的平民教育精神在這裡得到傳承。”前來參觀的教授們表示,去年11月,龍華辦事處清湖社區學堂正式掛牌成立,龍華辦事處組織人事科也將聯合團工委、義工聯等部門在學堂開展更多免費培訓活動,當地政府的開放讓他們看到了這種模式推廣的“可能性”,“希望這種模式能複製到其他地區”。
  撰文:南方日報記者 昌道勵
  策劃/統籌:張瑋  (原標題:象牙塔與流水線的互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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